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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这三籍是世袭而且无法更改, 而且地位并不怎样。

    王守仁和杨一清当年联手第一轮赋税徭役改革的时候, 趁着军队规制和身份灵活化的东风，直接破除了这个桎梏, 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跟随市场的需求和朝廷高昂的佣金去从事工军二职。

    路引的取消让人口流动开始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 各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繁多。

    何况，在吃饱饭面前, 高低贵贱并没有那么重要。

    随着全国上下的思想学习兴起, ‘实业兴邦’的思想已经在这接近五年的时间里推遍全国, 当初设立工科大学的时候虽然还有许多顽臣反对，可是大部分人都已经懂了虞璁的核心思想，光是心得报告都写了无数篇。

    有军权，有君权，多方利益集团还没有稳固的情况下，想要扭转这个格局实在再轻松不过。

    虞璁不止一次的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党争残酷的万历或者崇祯朝，真到了那个时候想要改革，恐怕会被文官集团吆喝着推下龙椅，搞不好性命都保不住。

    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工匠和技术的地位在与时俱进，人们都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哪怕略有微词也无法阻止大方向的改变。

    而第二个问题，就更加残酷。

    那就是，需求。

    比如说转向轮这个东西，到了明朝都没有造出来。

    贵族们坐车发现转向不便，直接改坐轿子去了——有现成的脚夫，麻烦那么多干嘛？

    可是当虞璁下令要造这么个公交车出来的时候，别说转向架，连链接车厢的生铁轴承都被造出来了。

    真的是技术问题吗？

    不，是低廉劳动力造成的